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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监管力量对证券市场投资者民事损害赔偿救济制度的适度干预引发了业界的深入讨论。8月24日，中国证监会在南京召开证券投资者民事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完善研讨会。会议认为，在一般民事侵权赔偿制度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立法、司法、行政和市场力量，加强协调合作，落实对证券投资者的赔偿救济。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8月2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国表示:“探索公众监督对投资者赔偿救济的适当干预非常重要。前者应该提供更好的援助，减少对后者的抵制。就惩罚和阻止非法活动而言，目标可以设定为不浪费或忽视。就保护投资者而言，应以适当的方式寻求有效的补偿。”

目前，我国单纯依靠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它与普通民事侵权行为在原告资格的确认、归责原则的要求、因果关系的确认、举证责任的分配、损失赔偿的计算、纠纷解决的安排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由于其强烈的特殊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单纯依靠民事诉讼获得赔偿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积极响应实际需要和投资者的呼吁。在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指导和支持下，创新推出了多种新型投资者补偿和救济机制，包括行政和解、诉讼调解、先行补偿、公益诉讼等。

证监会主席助理黄伟指出，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法律社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主体权利的平等保护已经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变为实质上的平等。如果仅仅基于对人格的抽象处理，而不考虑个人在经济地位、行使权利的可能性、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的利益肯定会受到损害。因此，投资者权利的保护必须充分关注千千一万名投资者的地位、能力和条件的差异所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监督权力的适度干预更好

“公共执法和私人权利救济之间的关系不是排他性或替代性的。国外相关监管社会治理理论表明，二者可以交叉结合，而具体偏好和比例在历史路径、现实环境、制度供给等因素的影响下不断演变和变化。英美法系传统上以私人诉讼为传统，而证券领域的公共权力干预在不到一个世纪前才开始受到关注。”李国认为，政府在中国当代资本市场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公民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也日益得到重视和完善。

据报道，海外市场的法律制度不仅在诉讼方式和机制上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创新安排，更重要的是给监管部门以必要的空间介入私权救济。美国的行政和解和公平基金方式、台湾的支持诉讼方式、香港证监会的直接起诉和回购股份的命令都体现了监管权力介入投资者私权救济的重要理念。

“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呼吁建立健全‘公私合作’的证券执法和损害救济模式。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单一方式的私权救济效果可能并不理想，相反，示范判决、群体诉讼、仲裁调解、行政裁决(包括和解)等。，有望与传统方法一起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其中，监管部门所发挥的作用值得客观认识和全面评价。例如，行政前置程序的要求不仅限制了民事诉讼的提起数量和当事人的主动性，而且解决了诉讼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救济的质量。又如，提前支付补偿金的做法更接近实际情况，效果更明显，但自愿与强制之间的平衡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李国阐述道。

黄炜指出，证券市场投资者损害赔偿制度需要监管力量的适度干预，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概念。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防止和限制滥用公共权力。我们理解，监管权支持投资者获得民事损害赔偿救济，是法律框架内的一种干预，是有限和必要的干预，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性救济，必须系统地构建一套符合资本市场特殊性的制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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