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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世锦:新基础设施不足以引领

在疫情发展的更重要节点上，讨论新的增长势头。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是都市圈的发展。我将简要谈三点。

新的基础设施不足以引领潮流。

首先，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现在，经济正在逐步复苏。当务之急是扭转产业链，否则一些地方恢复工作后无法恢复生产。在复苏阶段，最重要的是采取一些宏观政策，如货币和财政政策，主要是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行。

现在可以想象，在疫情结束后，一些行业可能会反弹。例如，每个人都有一段时间的退缩，出去吃几顿饭，出去玩，甚至旅游和出国，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反弹。但是这种流行病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缺口。无论从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即使目标被调整)还是从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都需要一些非常规的对冲措施来填补这一硬缺口。

但问题是，这种对冲措施到底是什么？

最近，各种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一直在流传。在过去的两天里，已经广泛流传的消息是，在几个省份中有大约25万亿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且一个新的术语被命名为“新的基本建设”。但仔细观察，这实际上是这些省份多年的投资计划，而不是今年。此外，其中一些已经在去年实施。此外，几个省的投资增长率正在下降，大部分投资是在旧的基础设施上。(其中)所谓的“新基础设施”仍然无法承载大梁，即使它被加宽到大约10%。

一些媒体列出了新基础设施的内容，大约有七个项目。与中央文件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扩展。这方面有一些内容，如超高压输电、城市地铁等。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它不太愿意将它们纳入新的基础设施。

其他内容，如5G基础设施建设和充电桩，是必要的，但这取决于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5G的应用是什么？前段时间任写了一篇文章，他比较清楚，他说，5G主要是在一些垂直的领域可以有一些深度的应用。因此，5G仍然需要时间。至于涉及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充电桩，也存在一些瓶颈。这些基础设施的开发必须符合其服务的目标。

其余的如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事实上，虽然这些工业化的东西具有平台的性质，它们可以被视为新的基础设施，但它们基本上是企业投资。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他看不清楚前景，他不会往银行里扔钱。

因此，新的基础设施非常有前景，中国将不得不在未来进行投资。然而，在这一关头，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它的效力。我们现在很容易煎任何东西。炒股后最实际的事情可能是股市的反应。一些行业的股票飙升，但这仍与实际经济增长不同。

因此，一个非常实际的讨论是必要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它怎么能上升呢？除了这种刺激政策，还有其他出路吗？

我一直在讲一个观点:中国过去30年超过10%的快速增长现在已经从高速转变为中速，未来可能会有5%-6%的中速增长；在美国，增长率是2%-3%。欧洲和日本很难赶上2%、1%甚至负增长。为什么这些经济体和中国的增长率不同？刺激政策能单独拉动经济吗？不久前，当讨论是否要“保护6”时，一些专家主张通过刺激政策将增长率提高到6%以上。如果刺激政策真的奏效，那么美国和日本也可以拉高至6%。为什么他们不能停下来？

回顾过去，即使中国现在有5%-6%的适度增长率，这主要是由于其结构性潜力。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快速增长也具有结构性潜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已经无事可做。此外，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产业、新的创新和机会。这些是结构潜力和潜在增长率。

从这个角度来看，徐元提的“二手房改革”和都市圈的发展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以农民工住房项目为支点

第二，“第二次房改”的核心是解决新市民，主要是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包括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这不是一个纸面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有许多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养老、失业救济等。但从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来看，首先要解决的是它。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力量，在一些地方是主力军。最近，尤其是经过了这么多天的疫情，我们已经看得更清楚了。在疫情爆发期间，许多人也外出，主要是在社区门口接快递。谁给你发的快递？像北京和大城市一样，很少有当地居民发送快递邮件。他们基本上是农民工。他们是最难的，承担更大的风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快递，我们在疫情期间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完全不同。这些人对我们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么，这些农民工住在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有些人住在条件恶劣的地下室里。

这包括为移徙工人建造安全屋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过去，这些问题经常被讨论。有人说政府应该给农民钱来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听起来像是政府的一种支持。农民应该感谢政府。然而，另一方面，这个农民已经在这个城市呆了十几二十年了。他一直在为这座城市做贡献并纳税，但他没有给他任何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生活区。

住宅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但这项服务实际上并没有提供。他们已经为这座城市贡献了他们应该贡献的一切。现在他们实际上是在偿还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债务。这件事不是说是否应该做，它做得太晚了。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此外，从整体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建设一套公寓将刺激经济增长，不仅填补目前短期的硬缺口，还将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支撑整个中国的中速和高质量经济增长，因为这将刺激许多行业。

这样做的意义:

1 .可以降低企业劳动成本。在一些城市，由于政策原因，农民工住得很远，而且很贵。成本增加后，农民工提供服务的单位也将不得不增加这些农民工的租房成本。在一些城市，工资成本近年来迅速上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人们的住房成本正在增加。因此，通过住房项目，农民可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住所，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事实上，这是帮助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支持企业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尤其是中小企业。

2 .农民安顿下来后，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提高企业竞争力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为了安居乐业，他必须学习。中国劳动力的重点是提升人力资本，这主要需要培训。一些农民工已经是工厂的技术工人——技术在长时间的工作后慢慢积累起来，但是他的工作是不稳定的，他可能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因此人力资本的培养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如果农民工能够通过住房项目拥有一个稳定的住所，他将接受培训和教育，他的人力资本的提高将非常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

3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进城后，他们将成为中国中低收入阶层中最大的一部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4 .扶贫。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消除贫困的斗争必须按时完成。消除贫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从经济周期和整体情况来看，让农民工进城，让他们有房住，让他们接受教育，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最终让他们安居乐业，是这些贫困地区农民消除贫困和消除贫困的长期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

发展几个大都市地区

第三，新市民考虑“第二次房改”和“住宅住房”的背景是什么？为了看得更远，我们应该从加快大都市区发展的角度来考虑。

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除了刺激，中国没有别的办法吗？我们仍然有相当多的经济增长方法，其中最大的是大都市区。

让我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在未来十年，中国几个主要的大都市地区将发展70%至80%的新经济增长势头、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

那么，大都市区的形式是什么？现在都市区有所有的核心城市，而核心城市太拥挤了。在核心城市周围50-70公里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可以发展大量的小城镇和小城市。

例如，在北京周围50-70公里的范围内，围绕首都经济圈的节点城市之间已经建立了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小城镇，包括北京到天津、北京到保定、熊安新区等。它们通过轨道交通相互连接，然后形成一个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硬件和软件都在上升，形成一个新的城市形态。从形态上来说，它是小的、分散的和集中的。一方面，原有的核心城市过于拥挤，许多功能不够集中，可以分解；另一方面，在大都市区内，尤其是这些小城镇可以吸收大量的人口。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形成一个3.5亿人口的大都市圈，或者一个由大都市圈组成的城市带。

现在需求非常强劲。像北京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样，2019年将有350万人，占北京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许多人将不必在三环路的五环路内工作。他希望在郊区买一栋房子，通过在房子前后种植蔬菜和鲜花，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空气、更大的面积、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环境。

此外，城市功能过于集中，其中一些是非资本功能，过于拥挤，从而导致城市疾病。另一个要点是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现在制造成本太高了，包括华为，它在东莞的松山湖建了一个小镇。我们城市的房价也太高了。但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应该还有20%左右的改善空间。

此外，近年来中国的城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人从其他城市来到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地区。中国目前的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能有成千上万的村庄，很少或没有人。就城市而言，现在有数百座城市的人口正在减少。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到达了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地区。

因此，都市圈的发展可以满足几个方面的需求:城市居民向农村转移、放松城市功能、降低制造成本、降低城市房价，更重要的是，通过优化城市结构来吸收农村人口或人口流动的需求。

最后，解决方案在哪里？都市区的发展。

大都市区的发展集中在这个地区——因为城市的核心部分现在差不多了。可以想象，如果在北京周围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小城镇，可能会有一些养老社区。北京有许多大型企业总部，有人建议将它们分散到其他地区，这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但可以分解到周围的小城镇。可以有太空城镇、新能源城镇、人工智能城镇和一些制造业城镇——北京的制造业可以向外转移。河北和天津的许多制造业不一定需要设在县城，也需要集中。目前，制造业集中在空间，也就是说，它应该集中在这些大都市地区的小城镇:一方面，成本可以降低，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可以分享。

发展大都市区是当务之急。这种改革需要时间吗？如果有一项政策，它将在短期内奏效。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它推动的需求是全面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

此外，这些大都市地区内的小城镇现在可以有一套新的建设方法，不一定遵循发达国家的旧道路，即应用传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技术和方法，并且可以完全使用绿色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这为更多新技术和产品提供了空间。

这个需求真的很大。让我们计算一下:在未来十年，只有大都市地区的发展才能为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保守估计为每年0.5到1个百分点。

如此巨大的增长潜力，是否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不是现在，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应该以同样的价格和权利进入市场。在这方面，新的土地法已经开始。农民宅基地能否对外转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小产权房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没有解决方案。

比如，我们非常担心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如果宅基地转让后，农民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在我看来，如果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任何收入，第一步必须是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过去认为农民有一块土地，这是他定居的基础。这在过去是对的，但现在，至少在大都市地区范围内，完全有可能用一种新的、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社会保障体系——来保护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赖地面。也有人担心，如果农村土地制度放开，一些干部会以权谋私，以权谋财。这种可能性存在。因此，制度建设必须跟进。比如，在郊区买房子，可以出台规定，对于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应该有一个审查机制。

此外，像税收制度一样，小产权房的问题。过去，农民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但他做到了。这个城市的一些村庄就是这种情况。这绝对不是计划好的。没有计划，肯定会有问题。当前，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理顺关系。赋予农民和集体组织权利。同时，你需要遵守国家的城市规划和纳税。

此外，土地规划也需要改革。过去几年，城市化潜力不大的地区，如东部地区和大都市地区发展较快的地区，土地利用指标相对较多，但土地利用指标相对较少。这应该改革。土地指标应与人口，尤其是进城的农民工人数直接挂钩。

农村集体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也非常重要。目前，在一些地方和村庄，土地交易或一些集体组织的活动透明度不高，甚至出现了一些腐败问题。这应该通过治理制度的改革来解决。另一个例子是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此外，像城乡结合部这样的土地转让后，一些收入需要纳税。这一系列改革应该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

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将为中国大都市的发展和壮大开辟空间。这一潜力远远大于各种刺激计划的潜力。

这就是我现在强调的: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一些巨大的挑战时，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新的改革措施，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实现中速和高质量的发展。这应该是一个更合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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