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穆迪之后,S&P也下调了对中国评级的展望 发布时间:2020-03-15
继穆迪之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了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负面展望和对香港信用评级的负面展望。
在31日发布的一份公开声明中,S&P确认中国的评级为AA-,并将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确认香港的评级为AAA,并将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与此同时,S&P证实,中国的短期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为A-1+。
标准普尔表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可能比此前预期的要慢。预计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杠杆率将会恶化,“投资率可能不会像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0%-35%。”
S&P还指出,国务院与各部委之间存在协调问题,政府与市场之间也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也没有从政府机构之间的制衡中受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特征将导致资源分配不当。
S&P还表示,预计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6%或更高。S&P估计,2016年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4,500美元,认为香港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快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3月2日,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与此同时,该机构还将38家中国国有企业、其评级子公司和25家金融机构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穆迪当时下调了中国的展望,理由是中国政府的债务在上升,外汇储备在下降,以及推进改革的不确定性。此外,穆迪证实中国主权债券的信用评级为Aa3。
对此,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本月20日表示,“我们注意到评级的调整,但市场并未因此而改变与中国主权债务相关的指标。例如,离岸人民币不会下跌,而是上涨,我们没有资金做空中国。不,是医疗评级机构。至于与评级机构沟通,(我们)不必为他们崇拜码头。”
新华社当时发表评论称,穆迪下调中国的评级展望,反映了一些海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一贯悲观态度。这种误读在于缺乏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动态发展观。西方评级机构的信誉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它们的权威和重要性正在下降。
目前,惠誉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为A+,前景稳定。
公告发布后,富时中国4月A50日期货将跌幅扩大至2%。离岸人民币迅速贬值至6.4664的盘中低点。
S&P声明全文如下:
标准普尔评级机构今天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评级的前景已经从稳定调整为负面。与此同时,我们确认中国的长期“AA-”和短期“A-1+”主权信用评级。我们还确认了中国对大中华区的长期“cnAAA”和短期“cnA-1+”信用体系评级。我们对中国汇款和可兑换风险的评估(汇率评估)为“AA-”。
我们调整了对中国评级的展望,反映出我们预期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正在逐步上升。这是基于我们的信念,即中国将在经济再平衡方面取得微小进展,而信贷增长将在未来五年放缓。
我们预计中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将保持至少6%的年增长率。然而,我们预计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将会恶化,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的比率可能远远高于我们认为可持续的30%-35%的水平,这是我们目前主权评级国家中最高的。我们认为,上述预期趋势可能会削弱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能力,限制政府的政策选择,并增加趋势增长率大幅下降的可能性。
对中国的评级反映了我们对中国政府在最近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的改革议程、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及其强劲外部指标的看法。除了这些优势,我还权衡了中国一些相对较弱的信贷因素。例如,与一些主权评级相同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透明度较低,信息流动受到更大程度的限制。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提高经济和金融弹性。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反腐运动是改善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今后,这可能会增强对法治的信心,改善私营部门的商业环境,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并增强社会契约。
中国政府继续在预算体系和金融领域实施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可能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长期利益。中国政府似乎还表示,将允许对政策不太重要的国有企业通过兼并、关闭或违约退出市场,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可能不足以减轻信贷促进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这也是评级前景调整的原因之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策制定使该国实现了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然而,各部委和国务院之间的协调问题有时会导致政策执行不可预测和突然。政府机构也未能形成与市场沟通和传达政策意图的有效方式,从而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此外,中国仍然缺乏通常由信息自由流动带来的制衡。这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并导致不满。
我们预计,至少到2019年,中国经济将保持不低于6%的强劲年增长率,相当于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5.5%的年增长率。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趋势的预测,我们预计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万美元,2016年将超过8,200美元。未来三年,我们预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上升。然而,我们相信国内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很可能保持在40%以上。我们还预计,在此期间,中国的信贷增长率仍将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因此我们预计国内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从2016年的不到165%上升至2019年的约180%。
上述预期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即中国政府将努力依靠强劲的信贷增长来支持公共投资,进而支持经济增长。尽管一些官员担心中国债务杠杆的持续上升,但最新的五年计划要求2016年至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5%左右。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率,这一时期的信贷增长率需要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下降,但其外部指标仍是支撑评级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外汇储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上升。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微博]调整了人民币汇率管理机制,增加了汇率的不确定性。因此,一些私营企业减少或对冲美元债务,出口商将更多收入存为外汇收入。随着汇率政策的信号变得更加清晰,预计汇率将会调整,由此产生的金融账户外流将会减缓。
中国仍然是一个大的外部债权人。我们预计,到2016年底,公共和金融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将比外债总额略高于经常账户收入的100%。与此同时,我们估计中国的外部资产总额超过其外债约65%的经常账户收入。中国的外部流动性状况也很强劲。我们预计,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将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以上。我们预计,从2016年到2018年,外部融资需求总额与经常账户收入和可用准备金的比率每年将低于60%。
我们相信,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增加也将增强中国对外金融的灵活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3年9月发布的“三年一次的央行[微博”调查,人民币已成为全球1.7%即期外汇交易的交易货币之一。随着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债权人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可能会上升。
未来,我们预计人民币官方储备的份额将升至外汇交易份额的水平。尽管由中国人民银行[微博管理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并非完全自由浮动,但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十年扩大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波动灵活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数据,我们计算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11年以来已经升值了近21%。
中国正在实施自1994年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财政改革,以提高财政透明度、预算规划和实施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由于经济环境薄弱,改革的实施相对缓慢。然而,随着上述改革的推进,这可能有助于政府控制伴随经济增长放缓而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并减少其对土地销售相关收入的依赖。
从2016年到2019年,我们预计中国政府将把宣布的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然而,表外借款可能会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继续。这是由于2015年前启动的项目的融资需求,以及中央政府批准的支持经济增长的新项目的融资需求。因此,我们预计,近年来,政府广义债务的年增长率将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4%之间。
由于预期的债务增长,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未来几年可能会适度上升。自2015年以来,我们已将16万亿元(约2.5万亿美元,相当于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6%)计入地方政府直接负责偿还的债务总额。此前,中国财政部宣布,省政府将在未来三年发行债券,主要是取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鉴于我们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以及大量国内流动性保持融资成本适中(不到收入的5%),我们预计在预测期内政府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保持在43%。
尽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金融化增加了政府债务数据,但也降低了我们对政府或有负债的估计。被政府债券取代的融资平台贷款大多来自财务指标较弱的企业。我们认为,政府把这些贷款放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大大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
我们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可信和有效的,这体现在中国的低通胀率纪录及其对金融部门改革的追求上。2016-2019年消费价格指数的年通胀率可能保持在1%-3%。尽管国务院对利率政策拥有最终决定权,但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银行也有很大的操作自主权,尤其是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这些操作通过大致有效的银行间市场和大规模快速扩张的国内债券市场影响经济运行。我们认为,去年银行存款利率自由化是一项重要改革,可能会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
负面前景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即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正在逐渐增加,这可能导致今年或明年评级下调。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有可能试图保持6.5%或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信贷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而使投资率高于40%,那么就有可能发生评级下调。上述趋势可能会削弱中国经济应对意外冲击的弹性,限制政府的政策选择,并增加趋势增长率进一步大幅下降的可能性。
如果中央政府采取措施降低信贷增长率,使其接近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且有迹象表明经济再平衡的速度快于我们目前的预期,那么这一评级可能会保持在目前的水平。这可能会将投资率降至我们认为更可持续的水平。
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改革,并大大增加对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依赖,我们相信将信贷指标维持在当前评级水平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上述改革将通过提高透明度、改善信息可得性、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增加人民币在官方储备管理中的使用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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