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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从服从政府到放权让利，逐步提高了效率，进入了市场。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权力应该更加自由化，市场应该更加平等。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明华就国有企业改革接受了采访。

在一个人们不得不排队买票的时代。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它是由一个统一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当时，几乎没有任何集体企业。它们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因为没有竞争，而且是完全有计划的，所以企业的效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动力，当时的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那时，许多东西都必须用票来买，比如布票、食物票、油票等等。他们都是用票买的，不得不排队买，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这种指令性计划不能真正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必须进行改革。

在改革开放之初，混乱会接踵而至。

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从1978年到1984年，当时提出了所谓的“分权和利润分享”。然而，这种权力下放并不真正意味着权力下放，因为政府仍然延续着过去的制度，并受政府控制。企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市场尚未形成。有一个奇怪的循环，那就是"一放手就活，一搞砸就活，一搞砸就接受，一接受就死"。所以当时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走上正轨。

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92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重视企业改革和企业的经营权。但总的来说，改革也没有成功，因为它仍然是一个行政系统。我和你签了合同，但是政府可以随意毁约。我今天和政府签订了合同，但是政府明天不满意，合同可能会被撕毁。

公司治理已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

第三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2年。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国有企业试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时成立了两个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一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开始走向资本市场。

第四阶段是从2003年到2012年。随着2003年SASAC的成立，国有企业有了统一的“夫家”，并开始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但这种调整基本上仅限于国有企业的重组。

第五阶段是从2012年到现在。此时，特别强调通过加强公司治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后，收入大幅增加。

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成绩仍然显著。一方面，从财务指标来看，从2002年至今，营业收入平均增长了15%。利润平均增长了13%。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第二个方面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然而，显著的成就不能掩盖问题。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成就，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下一步改革必须深化。

国有企业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改革的难点在于授予多少权力。

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仍然是行政分权问题。行政权力下放和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亲戚。

企业的管理权正式下放。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政府职能与企业管理的分离，但在形式上有所放松。例如，政府没有干预企业的运营。企业似乎已经是独立的市场参与者。然而，当涉及重大问题时，我们必须请示。然而，获得积极反馈的效率非常低，尤其是在中央企业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也强调过否定列表的提法，但是这个否定列表到现在还没有提出来，就是企业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事实上，我认为更应该强调的是企业不应该做什么。只要你指定企业不应该做什么，这就叫做否定列表，然后你就可以做剩下的事情。我经常去企业研究会议上听到这样的评论，如果任何企业家想做某事，不要报告，但你必须自己承担责任。如果你自己不敢承担责任，你必须报告它，但是如果你报告它，你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一个矛盾。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企业经营者充满信心地做事？它不能局限于我们管理权的下放。经营权是一个无止境的概念。管理权包含什么权力，没有限制。事实上，只要责任机制到位，激励机制到位，特别是法律责任机制到位，经营者的经营权就可以不受限制。因为他不敢违反法律，所以他有自己的平衡。如果我违反了法律，这是不值得的，但如果我做得好，这是值得的。

高制度成本导致低效率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成本太高。例如，如果我想做一个决定，我可能要经历许多关系，并不断地与各部门协调，这样就浪费了中间的所有时间和机会。

我们的企业家追求什么？我国企业家追求规模大于效率，这是目前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中石油和中石化，你可以看看最新的500强排名。中石油和中石化都领先于美孚。它是根据规模和营业收入排名的，但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到美孚的40%。

为什么中国重视大规模？大规模可以获得资源，大规模可以保持其地位，但是大规模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利益，或者不能带来足够的利益，高经营收益和低利润，这意味着你的成本很高，其中包含很高的机构交易成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降低制度成本，这正是我们所说的。

只有通过强调规则和减少干预，市场才能透明和自由竞争。

只有当法律完善时，企业才能走向合规。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契约和合规。中国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善。我们的法律在很多方面都是软的，属于软限制。例如，我们的处罚相对较轻。例如，我们可以比较赵伟龙伟的媒体案例。媒体现在非常热门。她因违反规定被罚款多少？30万，丈夫罚款30万，企业罚款60万，共计120万。在美国有一个案例，类似于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比赵薇稍微重一点。你被判刑多少年了？380年了。

因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规则，企业肯定会权衡是否值得我违反规则。我会用心经营，通过经营获得投资者的投资，通过给投资者足够的回报来稳定投资者，所以他不敢违规。

建立透明的经理人市场

市场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是透明的，只有透明才能公平。例如，如果我雇佣了一个经理，如果经理违反了规定，我还可以看到我可以发起集体诉讼或者用其他方式代替你。这是经理市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启动了董事会自主选拔总经理的试点。到目前为止，它仍处于试验阶段，还没有真正发布。例如，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核心企业新星吉化，早些时候曾试图通过董事会选举总经理。被选中的总经理可以升职或降职。如果你不能达到目标，你将退休。一旦你退休，你也将退休。这是一个好方法。问题是我们是否能选择真正有能力和诚实的企业家。

一旦你选择了一个有能力又诚实的企业家，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吗？除了权力下放，还必须有一个激励问题。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中，长期激励的比例很低，短期激励的比例很高。固定工资的比例相对较高，这意味着无论你做得好还是不好，你都会有一个好的收获。然而，长期工资的比例很低，这在发达国家是相反的。

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企业家的变动。

中国国有企业还有另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谈到了董事会对总经理的选拔。这是法律和中国公司法规定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这种变化更多的是由于人为因素或行政干预。任期非常不稳定，他们可能在工作两三年后或在一个任期内被免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没有长远的考虑。

此外，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领导人的更换往往涉及竞争对手的交换。例如，中石油对中石化，或中国移动对中国联通，这样的交易所不符合市场规则。因为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商业秘密。

因此，从市场规律和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领导者不能以这种方式被取代。一方面，一个人必须能够选出一个有能力和诚实的企业家。一旦这样的企业家当选，只要他符合企业和投资者的要求，他就可以长期任职，即使是在70岁和80岁的时候。这是市场。应避免行政选择机制。

公共福利部门应该“关门”，拒绝私人资本。

我宁愿发生事故，也不愿在安全技术上花一分钱。

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铁路被私有化，并移交给几家时代公司运营。他们被分成几个部门，交给不同的私营企业经营铁路企业。有些负责运输，有些负责信号。最后，这些私营企业算出了一个账目。他们计算了交通事故后的赔偿成本和更新安全技术的更高成本。他们发现更新安全技术的成本更高。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会赔偿伤亡，但费用会更低。因此，该公司宁愿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进行赔偿，也不愿更新一些安全基础设施，导致大量交通事故。当时，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也拍了一部电影，揭示了铁路运输由于过度私有化、交通事故频发而出现的一些弊端，然后又被国有化了。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混合的，一些行业不应该向私人资本开放。

就市场而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没有区别。这个领域竞争越激烈，差异就越小。

然而，在某些领域，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确实谈不上平等。我甚至认为私营企业不应该进入很多领域。例如，那些公共福利领域，如自来水、管道天然气等。这些领域都是自然垄断领域，自然垄断的重要特征是规模报酬递增。一个城市不可能有两个自来水企业和两个天然气企业，否则成本会增加。

它的价格不能太高。如果太高，社会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一旦私营企业进入，它将关注利润最大化。它可以利用自然垄断企业的垄断优势，寻找各种原因来抬高价格。

例如，在一些资源稀缺的行业，如贵金属、稀土、石油和其他稀缺资源，私营企业不应过多参与。一旦私人资本进入，就会被过度开发，过度开发的结果是破坏环境生态。因此，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平等应该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行业。

国有企业的混合改革不能将私人资本减少到“弱势群体”

国有企业改革喜忧参半，民间资本的权利没有得到落实。

如果我们要进行混合改革，我们必须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让私人资本愿意进入这个企业。国有企业可以持股，但不能因为你的持股而影响私人资本的进入。国有企业持有股份，私人资本怎么可能愿意进入？这需要一个良好的治理机制。

例如，当我们召开股东大会时，私人资本会参加股东大会吗？例如，根据《公司法》，私人资本有权在其中发言、投票和监督。它能实现吗？例如，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可以要求单独或合并持有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我们的私人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很小，但一旦超过10%，我们是否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另一个例子是提案。根据《公司法》的要求，3%以上的股份可以单独或共同持有。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吸收私人资本，这些私人资本能提出建议吗？有可能提出建议吗？

我们实现了这些吗？迄今为止，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私人股东的“话语权”名存实亡

让我们举个例子。中国联通的混业改革到目前为止做得很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与过去相比，它的性能提高了很多。然而，还有一个问题。私人资本在董事会占有几个席位。截至目前，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都有一个股东。然而，董事会中私人资本代表的总人数不到一半，董事会中私人资本代表的人数不到一半。董事会决议将如何通过？它有一个必须在公司章程中实施的投票机制。董事会的决议需要至少半数的票数才能通过。

如果没有半数的非政府股东代表，你将反对所有的提案，而你的反对将是无效的。因此，私人资本似乎有发言权，但你的声音无法实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有疑虑。即使他响应政府的要求或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也会进入国有企业参与混合改革，但这可能是表面的，进入的比例很低。

只有民营资本敢于进入，企业才能做大做强。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混合改革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偏向性的。因此，在这一轮深化改革中，我们必须注意如何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我们可以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和活力，但在谈到控制时我们应该小心。我们可以控制关键领域，如稀缺资源、公益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在完全竞争的领域，越是完全竞争，越是强调控制，越是私人资本不敢进入。因此，它是关于平等而不是控制。

现代企业制度强调平等。各种资本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投票权和监督权。因此，一些民营企业和更多的民营资本愿意参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改革。因为私人资本是受利润驱动的，所以它必须追求最佳利益。它不仅愿意付出资本，而且愿意付出精力，从而使企业不仅更大，而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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