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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8日到11日，中国进入了博鳌时代。今年的博鳌关键词是开放和创新。城市化是中国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博鳌论坛40分钟的主题演讲中，主席提到，在新的时代，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大胆创新，促进发展，坚定不移地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深化供给结构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农村振兴战略。

农村复兴和城市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人类城市化”涉及许多问题，如户籍和农村土地改革，这意味着不同主体的利益得到重新分配和协调。“农村人口在城市的定居不是由于财政不匹配造成的户籍改革困难，而是公共分配的利益结构问题，这将导致一些福利措施的稀释。例如，北京的高考，对当地人口来说，录取率是100%，但如果增加1万人，当地人口的录取率就会受到影响。在制定户籍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新增人口，还要考虑如何解决原户籍居民的利益。这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

城市化的两端，改革的主线，分别连接着城市和乡村。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如何？农村地区仍然需要“输血”来促进城市发展吗？如何确保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城市化进程略显缓慢

时代周刊:在农村振兴的背景下，加快农业人口向市民化的转移是城乡协调的关键。今年3月，“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也提出要继续实施1亿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的计划。目前人口城市化的总体情况如何？

李铁:从全国来看，到2017年，城镇化率为58.5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约2.8亿农民工将在城镇就业，7300万农民工将生活在城镇。如果城市化率能保持1个百分点的年增长率，到203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0%，这意味着9.8亿人将在城镇生活和工作，这也意味着在目前2.8亿人口的基础上，还将增加2亿移民。近5亿新人口在城镇生活和工作。如何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

根据中央政府新的城镇化规划要求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城镇化。一是建立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二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新城规划设定了“一亿人口”的三个目标:一亿人口市民化；1亿人落户中小城市、县城和城镇；解决1亿人口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问题。通过这些方法，不仅解决了居住问题，促进了城市化进程，而且刺激了内需。

然而，目前，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主要原因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三大人口流入地区的中心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尚未放开。中西部地区的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也没有放开，但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地级市和地级以下城市基本实现了户籍自由化，外来人口定居的意愿不强。因此，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与中央政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换句话说，所谓的一线城市没有公布户籍，这实际上为二线、三线城市和其他城市提供了“示范效应”。事实上，一线城市的所谓人口控制应限于主要城市地区，不应影响管辖范围内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时代周刊》:2017年，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出现下降，而Xi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由于定居门槛降低，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目前，在我国的主要地区，如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外流和增长是什么？

李铁:由于高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东部地区城市吸引外国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了。近年来，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增长率落后于中西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的人口外流增长率低于内部流动增长率。原因之一是工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成都、Xi、郑州、武汉等中西部大城市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人口。此外，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发现和挖掘新的大型矿源，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了人口增长。

在东北地区，从2016年到2017年，人口也在增加，在此期间，人口外流大大减缓。

城市发展不能只追求外表

《时代周刊》:在各大城市竞相引进人才的背景下，河南安阳等城市正在“失血”，人口不断外流。你如何看待这些日益萎缩的城市？

李铁:这很正常。人口流动取决于哪个地区的经济充满活力，可以寻求就业和个人收入增长机会。例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北等地的人口外流地区有大量农民工到东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工作。这是中西部一些地区的普遍现象，也是全球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就业的普遍规律。

应该注意的是，城市要超前发展，追求所谓的高端发展。我们调查发现，地级市吸收外来人口的活力最低，因为这些城市普遍追求视觉效果，过分追求城市的形象和视觉美，大大降低了城市的包容性。相当多的地级市推进房地产建设，导致基础设施成本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外来人口被排斥。

《时代周刊》:人是城市发展的核心，人口流动由市场主导。然而，目前，一些城市的人口控制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这对一般工业人口的控制会有什么影响？

李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城市的认识。城市人口政策应该是包容性的。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对人才的认可仍然是相对传统的，即只有那些具有学历或高级职称的人才被认可为所谓的人才。事实上，从全世界的讨论来看，人才的标准并不那么苛刻。在香港，人才标准是根据就业需要确定的。例如，在香港稳定工作七年后，可以办理长期居留。这至少表明工作表现和服务能力将得到认可。这完全是面向市场的。

现在对人才的盲目追求与“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有很大关系。一是过分重视学历，二是在岗位需求上强调岗位的熟练程度、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标准差异。

目前，特大城市对一般工业人口的控制导致城市服务质量下降，这主要是由两个群体的变化造成的:第一是酒店、酒店服务员、家政服务员的质量下降，甚至幼儿园教师短缺。因为在这些城市里，年轻人无法安定下来，他们的家庭和工作也分开了，他们没有长期的就业计划。第二类是外来个体工商户，因为他们无法安定下来，这也影响了他们长期稳定就业的心理，不会形成大量的名牌和高质量的服务行业，而这些正是人们生活中所需要的。

实现农民财产权

时代周刊:在过去，农业一代离开村庄，当他们年老时回到村庄。现在农戴尔在城里就业。初中以下儿童的教育在他们工作的城市完成。高中的教育转移到他们的家乡，由一个家庭成员完成。你认为这种情况怎么样？

李铁:实际上，农村没有衰退的问题。中国人口太多了。农村的登记人口现在是8亿。即使未来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5亿人口。5亿人口占用20亿亩耕地，人均耕地仅4亩多。4亩耕地与规模经济仍有很大差距，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必然趋势。其次，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农业集约化可以彻底解决农业发展的所有问题。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元素的注入。在日本，当人们从事农业劳动生产时，甚至可以达到80岁。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民的收入水平将大大提高，农村生活将会更好。

《时代周刊》:如何在保护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实现土地市场化的自由流转？

李铁:现在农民谈判的权利大大增加了。目前，征地矛盾的突出原因不是征地补偿过低，而是过度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极端的冲突，但这不是普遍现象。现在讨论保护农民的权利，应该是确保农民的财产可以自愿出售。

在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强调对农民财产权的尊重，但尊重财产权的前提是如何实现对财产权的认同。目前，农村集体土地属于公有制和村集体所有制。此外，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平等地进入城市建设的初级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享有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待遇。此外，农民的宅基地不能出售，即使出售仅限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这意味着土地的实际价值无法体现，甚至土地也不能作为财产抵押以获得银行贷款。我们应该探索如何让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农民的宅基地进入市场，并考虑如何打破村庄的边界来交易宅基地，以最大化农民的财产利益。如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效率不能最大化，就会影响农民和农村振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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